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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二十四史”即将变为“二十五史”

2019-04-04 10:04:22来源:光明日报

光明大家的第一期,我们聚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,著名历史学家,戴逸。

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、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,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。2013年,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。主要著作有《简明清史》《中国近代史稿》《乾隆帝及其时代》《繁露集》,主编《中国近代史通鉴》《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》《清通鉴》等。

十数年来,他带领2000多名清史学者,共同参与《清史》的编纂。如今,这部凝结了戴逸等人心血的“第二十五史”已进入稿件通读阶段。

戴逸是《光明日报》的老作者,从20世纪的《史学》版开始,新作就不断问世。他说,他也是《光明日报》的忠实读者。他的家里订阅了两份《光明日报》,“一份是用来看的,一份是用来收藏的。”

今天,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毕生求索为清史的故事。

01为史而生

那时,戴逸还不是“戴逸”,他有着一个充满江南书香味道的名字——戴秉衡。

江苏常熟,荣木楼,历史上是钱牧斋、柳如是的居所,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边上。这里,就是当年戴逸家的住房。

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小官吏家庭,幼时所居之地文化底蕴丰厚。

铁琴铜剑楼是清末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首,由于戴逸的父亲与楼主人瞿启甲是好友,年幼的他常有机会来此博览群书,这里珍藏着他美好的童年回忆。

小学毕业的那天,同学们都去了典礼现场,他没有去,躺在藤椅上看一本叫《天雨花》的小说。这本弹词小说,全是人物对白。对于戴逸而言,这是他人生奋斗的起点。然而,本应在琅琅书声中长大,渡过安稳而平静一生的他被乱世的烽烟改变了成长的轨迹。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,目睹种种风暴洗礼的他,开始发愤读书,从此名列前茅。只是,他仍旧偏爱文史。

戴逸一家逃到上海租界躲避战火,在这里,戴逸度过了青年时光。

青年戴逸

毕生研究清史,戴逸的第一个专业却是与历史毫不沾边的铁道管理。

1944年高中毕业后,他考入了上海交大大二时抗战胜利,北大从昆明回迁,途经上海时开设考场,戴逸毅然舍弃了已完成两年的交大学业,考入北大,转而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。

这个选择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,因为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,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,而学历史则是可能毕业就失业。

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,他从上海交通大学转而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。

第一排左五为戴逸

在北京大学,戴逸听过胡适、郑天挺、沈从文、朱光潜等众多著名学者讲课,图书馆里的藏书也令他目不暇接。然而,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他从学术钻研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。

“白色恐怖”时期,戴逸被列入黑名单通缉,一度被拘捕入狱,“郑天挺和胡适说,‘戴秉衡(即戴逸)被抓进去了’,胡适先生赶忙写信去保释我。”

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选择,除了改专业,还有改名字。

内战爆发后,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缉捕,被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亲自保释出狱后,22岁的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连夜逃离北京,奔赴解放区。

1948年深秋,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,只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书的戴逸割舍学业,前往华北解放区,进入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。

途经沧州时,为免连累家人,他将原名“秉衡”改为“逸”,表明逃脱藩篱之心。

“戴逸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自此世界上少了一个青涩书生“戴秉衡”,多了一个革命青年“戴逸”。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,伴随他度过一生的时光。

进入华北大学(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)后,戴逸留校从事历史研究,在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。

从此,他漫漫的读史修史之路开启。

02为史而来

修史,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易代修史,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。清代修《明史》,如果从清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起,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,前后共历时94年。

民国时期,清朝遗老主持编修了《清史稿》,历时14年,却尚不成书,仅为书稿。二十四史之后,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、权威的《清史》。

1952年,戴逸被调到中国历史教研室,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。考虑到国内没有一本完整的、适合高校授课的近代史讲义,他决定撰写《中国近代史稿》。

1958年,38万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,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此时他才32岁。该书得到了范文澜、翦伯赞、尚钺、吴晗等史学前辈的好评,成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。

历史学家吴晗当时正在编写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,邀请他担任清史评审委员会最年轻的编委,并建议他把目光从近代史转向清史,开始修订清史的工作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中央领导董必武同志提议,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,开始筹备清史编纂工作,在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同时,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。1972年,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,经北京市委批准,成立清史研究小组。1978年,经教育部批准,在其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,由戴逸担任所长。

为了将清代历史大的脉络搞清楚,他花费7年时间主编《简明清史》,这是1949年后,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。

此后,他潜心研读清代文献档案,梳理乾隆一生的功过得失,写出《乾隆帝及其时代》。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传记,也不是关于18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。它着眼于世界史的视野,以乾隆帝八十多年的生命之旅为切入点,广泛搜罗中外各种文献与档案,给人们展示了古代中国最鼎盛时期政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与外交诸层面的生动历史场景。

2002年,国家正式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,并任命戴逸为主任。在他的牵头下,这部书聚集了全国2000多名清史专家,从大量的原始档案中进行筛选和编纂,尽量容纳最新的学术观点。

史学研究是冷板凳上的“寂寞事业”,但真正的历史学家又必然拥有一份现世情怀。

他说:“我希望未来人们想详细了解清史,就来看我们编的这部书。”

03一生一书

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,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“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”,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。从1958年至今,除了“文革”期间下放劳动,他从未离开这个院子,埋头治史,由黑发至皓首。

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,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。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,其余的日子,他就在这里,每天审读6、7个小时,一篇篇地核对、修改。

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的清史研究所

领衔清史纂修,他所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。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,其一为主体工程,是清史的主要内容,分为通纪、典志、传记、史表、图录等五部分,约百卷,达3000余万字;其二为基础、辅助工程,包括文献、档案、编译、出版等工作,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,其中《清代诗文集汇编(全800册)》篇幅计约4亿字。

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几万种,目前研究出版了4万余种,800余册。

戴逸和修订清史的工作人员把清史分为“民族、宗教、科技、典籍”等几个部分,完成了105册送审文稿共计3000余万字,预计今年出版问世。

如今《清史》工程已进入尾声,中国的“二十四史”即将正式变为“二十五史”,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巍然屹立、薪火相传,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密不可分。

作为一名修史者,戴逸则用着他一生的时间,践行着国家付与他的重任。

时间的历史呈线性而一去不返,空间的历史却以多维的方式存在着,清史与戴逸,戴逸与清史,就在这多维的空间相遇、痴缠,有着近乎血肉的关联。

清史如山,满头霜雪的戴逸就行进在清史的山道上。

他以等身著述和极高的学术威望,支撑起人们常常称誉他的8个中国汉字:清史大家,史学重镇。

以他一贯的谦逊,他会说:山外有山,天外有天。

他毕力于清史,“可说是寝于斯,食于斯,学于斯,行于斯。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,精神之依托,生命之安宅。”

史德者何?著书者之心术也。

他是戴逸,倾尽半生心血,只为一部史书。

参考资料

1、戴逸:一生只为修史来,《光明日报》,姚晓丹

2、戴逸:涓水洪流汇清史,人大新闻网,林麦凌

3、戴逸:清史人生,《中国青年报》,李俊兰

4、修史者戴逸| 倾尽半生心血,只为成就一部不朽史书,CCTV国家记忆

5、他为一部《清史》工作了四十年,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,宋晨希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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