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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皇帝为何忌讳说自己修长城 不愿意承认?

2019-03-18 09:30:20来源:澎湃新闻网

清朝统一藩部:以德为先、恩威并施

相比明朝,清朝疆域拓展甚广,北方草原地带、西域、吐蕃故地以及台湾等地皆隶于清朝版图。清朝边疆的拓展,奠定了如今中国疆域的基础。到乾隆朝时,清朝实现了大一统,明代时“九边边镇时时边警”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。也因此,大家在讨论清朝边疆政策时,多认为清朝是不修长城的,因为长城是农耕政权对游牧政权的防御建筑。但是,我们其实可以从诸多史料中找到清朝维修长城的依据。清朝不大修长城,一个原因便是明朝已大修了长城,而长城并非立刻崩塌,清朝也确实不用大规模修长城。但是,清朝对长城的维修是有的,甚至在某些时段还新修了长城。

中国古代对长城有不同的称谓,例如边墙、塞垣等等,明代主要称长城为边墙。长城的称谓很早就有了,而明朝君臣很忌讳说自己修长城,原因便是秦始皇大兴土木、民怨沸腾,这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。至于孟姜女哭长城这一故事,明清时在民间流传甚广。

到清代,清朝皇帝更加忌讳说自己修长城,一方面,清朝皇帝会强调明朝修长城,那是耗费民力的无用之举,是明朝君臣“视野短促”的体现;另一方面,清朝皇帝会宣扬自己不修长城、以藩部为屏藩,治边之功不仅超越明朝,就算同汉唐相比也不逊色。例如康熙三十年,康熙帝巡幸塞外时提到:“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,我朝施恩于喀尔喀,使之防备朔方,较长城更为坚固也。”康熙帝这段话显然是没问题的,漠北蒙古归附清朝,也正是体现了康熙帝的“德”,但“德”不是对所有藩部都起作用。

有学者认为,“清朝对边疆地区控制的程度如何,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。”离开强大的国力和军力,仅仅靠德来实现统一是有困难的。以恩为主、恩威并施,才是清朝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,即“顺者以德服,逆者以兵临”。一方面对于主动归附的边外部落,通过封赏、联姻、年班等方式,确立其对清朝的臣属关系。如顺治帝所言:“我国家世世为天子,尔等亦世世为王,享富贵于无穷,垂芳名于不朽,岂不休乎。”另一方面,清朝通过组织八旗、蒙古、绿营联军,对同清朝为敌的边外部落予以坚决打击,维护清廷的绝对威信。如乾隆帝所言:“夫天朝之于外番,恭顺则抚恤之,鸱张则讨灭之。”

青海蒙古威胁和甘肃边墙建设

在清朝统一藩部之前,清朝统治者发现仅靠德是无法实现统一的,甚至无法让藩部不再侵扰直省地区。如果清朝皇帝没有下定决心对藩部侵扰直省的行为痛加惩创,那么只能采取保守的守势策略了。

在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臣服清朝之前,青海蒙古实际上对清朝甘肃地区并不友好。在顺治朝,清朝西北第一大边患,不是明代的瓦剌和清朝的漠西蒙古,而是位于青海地区的蒙古诸部。清初,甘肃地区不间断的面临青海蒙古的侵扰,彼时的甘肃地区甚至不如明末时甘肃地区稳定。例如顺治十三年,清朝下谕厄鲁特部落巴图鲁台吉、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人,提到:“乃数年来,尔等频犯内地,劫夺马牛,拒敌官兵,率领番夷,威胁抢掠督抚按屡经奏报,即行遣官晓谕,尔终不悛。”又如三藩之乱和王辅臣之乱时,青海蒙古“边前犯洪崖堡,今又乘我兵进剿河东,乃拆毁关隘,袭执官吏,与官兵会战,永固城副将陈达战殁……”可见甘肃地区成为清朝边患的频发地。也因此,清朝不得不继续使用和维修明长城,以防御青海蒙古。康熙五年,“青海各部蠭屯祁连山,纵牧内地大草滩,声言将入宼河州、临洮、巩昌、西宁、凉州诸地,提督张勇请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筑边墙,以限内外。”这段长城在甘肃西南方向,而明代甘肃长城主要在东北方向。

到了雍正年间,青海地区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之乱。罗卜藏丹津是固始汗的后裔,一直都想学习他的祖父固始汗,当青海蒙古和西藏的联合首领。奈何彼时青海蒙古已归属清朝,且清朝也不想让他当青海蒙古的唯一首领,所以,罗卜藏丹津便横下心决定跟清朝翻脸,“罗卜藏丹津诱众犯边”,攻打清甘肃的西宁等地。但是,罗卜藏丹津并没有足够的威望来号召青海蒙古诸部落,最后,他被清朝打败逃到了漠西蒙古。

清朝此战虽然获胜,但是对青海蒙古攻打甘肃沿边的举动十分明白,即如果不修建防御设施,难保下次再出现战时乱,甘肃地区不会再受冲击。于是,抚远大将军年羹尧“请于西宁之北川边外上下白塔之处,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地方创修边墙、筑建城堡”。此后,雍正帝批准年羹尧的建议。“创修”二字,说明彼时清朝不仅维修边墙,也根据时局新修边墙。修建长城(边墙)不仅可以隔绝藩部和直省地区,在战时还可以起到军事防御作用。

陕甘三边长城维修

在青海蒙古威胁甘肃地区的同时,漠西蒙古也在蠢蠢欲动。乘着清朝忙于平定三藩之乱之际,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统一了漠西蒙古内部并征服了周边哈密等地。一时间,噶尔丹统治下的漠西蒙古,有了明代瓦剌的气势。此时,由于哈密距甘肃已不太远,且被噶尔丹击败的漠西蒙古部众开始动迁到甘肃沿边地区,如现在的阿拉善地区,清朝不得不去接济这些困顿的蒙古部落。一时间,甘肃地区不仅要面对青海蒙古的侵扰,还得预防阿拉善地区蒙古部落生变,以及漠西蒙古军队从哈密东侵。康熙帝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

当时,虽然噶尔丹表面上跟清朝维持着和平关系,但是康熙帝和甘肃的官员知道,不断强大的漠西蒙古可能成为清朝的威胁。康熙十六年,甘肃提督张勇上疏提到:“臣等窃思噶尔丹乃北厄鲁特之酋长,兵马众多,如果兴兵,即内地亦宜严饬守汛官兵防护。”《秦边纪略》一书中,把噶尔丹类比为西汉匈奴冒顿单于这类枭雄,提到噶尔丹逐步统一了西域诸部落,“控弦之士数十万,错杂塞下之夷,率皆顿首称臣,望风从命,呜呼可惧也已!夫远有冒顿之祸,近有门庭之寇,苟任捍御者狃于无事,不免棘门、灞上之不戒,则西陲之忧曷有已哉。”康熙帝并不是没意识到漠西蒙古的强大,但是必须先全力平定三藩之乱。康熙二十年,在清军的四面围攻下,云南昆明最终被攻克,三藩之乱基本结束。康熙帝才开始腾出手来关注清朝的北部边疆。

彼时,统一漠西蒙古之后的噶尔丹也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。两个强大的政治实体,各自忙完了内部的事情,开始更加关注彼此的举动。噶尔丹不想只做漠西蒙古的首领,康熙二十七年,他乘着漠北蒙古的内乱,领兵东侵,占领漠北蒙古,造成了漠北蒙古的混乱。清朝派去同俄国谈判分界事宜的使臣无法经过漠北蒙古去俄国,最后不得不把谈判地点改在了尼布楚。噶尔丹的东侵,不仅造成漠北蒙古被噶尔丹占领,也造成清朝在同俄国谈判时处于下风,于是清朝在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时不得不再对俄国略作让步了。《尼布楚条约》签订后,不仅清朝得以腾出手对付噶尔丹,也使得俄国不敢贸然支持噶尔丹,不然谈判得到的果实前功尽弃。

康熙二十九年,噶尔丹还是侵入了漠南蒙古,达到漠南蒙古的乌兰布统,距离北京只有四五百里,对清朝来说已经是肘腋之患了。彼时,康熙帝也下定了决心,领兵亲征。后来,噶尔丹的驼阵为清朝大炮所破,噶尔丹在乌兰布统被击败,狼狈逃走,但此后几年依然是清朝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,对漠北蒙古和甘肃地区依然造成威胁。因此,康熙三十三年,清廷决定大规模维修陕甘地区的边墙。当年,川陕总督佛伦奉命巡查陕西三边边墙,之后向康熙帝汇报了边墙的现状和修建计划:“臣奉旨查阅三边,查陕西自肃镇嘉峪关北边,以至宁夏贺兰山起处,俱系土筑边墙;自贺兰山之胜金关起,至贺兰山尽之平罗营,原无边墙,以山为界……三边墙垣,历年久远,坍坏已多,若不亟为修理,必致倒废。但三边遥远,不能克期修理,勒限完工,请于明年渐次修补……从之。”彼时,清朝维修陕西三边边墙,正是为了预防噶尔丹的侵袭。康熙三十六年,噶尔丹病死,战争告一段落。

雍正帝不得不维修长城

雍正帝继位之后,为实现其父夙愿,解决清朝的西北边患,决定分北路和西路两路大军西征漠西蒙古。此时的漠西蒙古,内部十分团结,军力也十分强盛。雍正九年四月,傅尔丹率领的清朝北路军精锐,在和通淖尔中漠西蒙古之计,陷入漠西蒙古军的重重包围。此后,傅尔丹虽率领小部分清军拼死血战、冲出重围,回到科布多,但损失惨重,“得还科布多者二千人”。

雍正帝在发布征讨漠西蒙古的谕旨时,可谓是成竹在胸,甚至有灭此朝食的气魄和自信。在得知清朝北路军满蒙铁骑精锐惨败而归时,内心是十分沮丧的。因为西路军远在万里之遥,且以绿营兵为主,难以依靠,而京师和北方驻防八旗精锐亦在此战中元气大伤,康熙时在击败噶尔丹时曾建功的山西右卫八旗,在和通淖尔之战时,“右卫驻防官兵阵亡566名,厮役阵亡526名,合计千人以上,”相比此前的雄赳赳气昂昂,此时的雍正帝有点下不了台,甚至有点心慌。

为预防漠西蒙古南下进攻漠西蒙古和中原地区,雍正九年十月,雍正帝命加强古北口、宣化、大同等地的防御,并提到:“至于边墙,年久倒塌而地当紧要者,亦应酌量修筑,以肃边境。着御史舒喜,天津总兵官补熙前往,会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扬亲往踏勘。”联系彼时的时局可知,雍正帝命修边墙,显然是为了应对漠西蒙古的威胁。《清史稿》也评价:“雍正九年,令直隶疆臣修治边墙,其古北、宣化、大同三处,咸募兵增防。自独石口以西,至杀虎口一带要隘,亦酌增弁兵。”“增防”一词体现了彼时清廷对准噶尔在战略上处于守势,修边墙的目的也是为了防御。甚至,清朝还在长城沿线设立墩兵来瞭望和防御漠西蒙古。例如乾隆十二年,山西巡抚上奏提到:“晋省墩兵从前因边方紧要,每墩设兵一二名,今各墩在腹里,自应因地制宜,酌量彻留,除楼子营所管石城等墩台一十六座,俱设在边墙或与边垣附近……”可见,清朝不仅仅利用了边墙这一建筑用以防御,还参照明代设立了墩兵,以起警戒作用。

总之,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清朝在边疆统一上取得的巨大成绩,同时也要看到,清朝的统一战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,一旦面临藩部地区的威胁,清朝便不得不学习明朝君臣维修边墙以作防御,而清朝皇帝对于自己修边墙以保卫中原的行为始终是忌讳说出口的,更不愿意大肆宣扬。

参考文献

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点校本,1974年。

张永江:《清代藩部研究》,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2001年。

魏源:《圣武记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。

张勇:《张襄壮奏疏》,台湾:商务印书馆,1986年。

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86年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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