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有一种普世性，能够穿越时空
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如此受欢迎?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问，而是当作一种为人处世，让内心温暖，内心有所依托的依据。我觉得，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性，这种东西让我心里头觉得踏实。
《小康》：你对孔孟或者国学书升温的现象怎么看?
于丹：我相信，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，作为每一个生命个体，他需要完成的，首先是自我内心的确认。也就是说，大家都在想，我现在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坐标，我生活里最缺的是什么，我跟它的关系怎么协调怎么相处。那么，这个坐标由什么来确定?是人云亦云，还是跟随一个潮流?我觉得，儒学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系，从这里能够找到有哪些亘古不变的东西，能够让我们今天觉得朴素、温暖，让我们觉得有一种依据。文化有一种普世性，能够穿越历史积淀下来。
我去日本，有一个素不相识的朋友佐佐木，是个商人，他从丘田到东京接我。我们在丘田玩了一天，很高兴。第二天我要去冲绳。他们夫妇俩把我送到机场，佐佐木对我说，在冲绳，我的儿子会等你。佐佐木的儿子是一个出国留学回来的小伙子，二十出头，是一个外企的小白领。这个孩子专门从市内赶到机场，见到我以后，他给我鞠了一个躬，递了一张名片，说我父亲让我来接您，您有什么事就找我。我这次是公务安排，冲绳还有俩议员等着我，我就和两位议员一起走了。第二天我去东京，这孩子又从市内赶到了机场，他说我代表我父亲来送您。其实他也就跟我说了那么一两分钟的话，我就又走了。
这件事让我感慨很深，我们现在还有几个父母能这么使得动孩子啊?一方面，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得很好;另一方面，它接人待物的传统没有变。
后来我见到福田首相的时候，他跟我打招呼，用的是中文。在那里，没有人叫我于丹老师或于丹女士，所有人都称我“于丹先生”。福田首相坐下来就说，我们这些人是读着《论语》长大的。然后我才知道，他们打小学就读过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到中学时读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。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根基。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如此受欢迎?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问，而是当作一种为人处世，让内心温暖，内心有所依托的依据。我觉得，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性，这种东西让我心里头觉得踏实。
给我们以生命的根
一个社会越发达，境遇越充分，物质生活越喧嚣的文明时代中，内心的朴素、坦然，为人的真诚、磊落，能够给我们以生命的根。
《小康》：在一个社会转型期，国学为什么会复兴?
于丹：我认为，停留在文字上、书籍上，那只是一种表象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的内心有一种行为上的需要。我为什么说到“感悟”、“心得”这两个词呢?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读《论语》感悟特别不同。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背的《论语》的句子，全都是“士不可不弘毅”，“任重而道远”，“三军可以夺帅不可以夺志”这样一些掷地有声的话。三四十岁自己有老有小以后，会喜欢什么话呢?我在讲《论语》感悟的时候，就特别讲到这样一些话，孔子跟他的学生说自己的人格理想，就是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。这话在我年轻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觉得这哪是圣人的理想，不就是普通人的事吗?后来发现，就是这点理想，却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最难做到的。“老者安之”，让我的老人全部都安顿;“朋友信之”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有地位没地位，但是你有信誉，朋友能信得过;“少者怀之”，还能让年轻的孩子经常想起这个人来。一个人这一辈子，对生我养我的父母长辈，我生我养的儿女晚辈，一辈子相陪相伴的朋友，能有了这样的交待，我觉得离圣人就不远了。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?一个人拿出履历表来辉煌显赫，在世界上建功立业，但最后一看最对不起的就是这几个人，我们的心会踏实吗?所以学生问孔子，什么叫君子?他就回答了四个字，不忧不惧。学生不以为然又问，这就是君子?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干点什么呀?孔子又说，内心不疚，复何忧何惧?一个人反躬自省的时候，内心了无愧疚，何来那么些忧思，那么些恐惧?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叫坦然。
《小康》：这种心境可能古今一样。
于丹：所以我觉得，在一个社会越发达，境遇越充分，物质生活越喧嚣的文明时代中，内心的朴素、坦然，为人的真诚、磊落，能够给我们以生命的根。这就是我一年多的感悟。我觉得，这东西会越讲越朴素，包括《论语》心得里面没有触及到的很多东西。比如说“忠恕之道”，我当时觉得哪些东西已经过时，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愚忠。但是，这次我认真看了一些关于《论语》研究的典籍，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曾子说，夫子之道，一以贯之，忠恕。朱熹先生解说这俩字非常好，他说中心为忠，如心为恕。真正的忠诚，不是你忠于一个制度，一个皇帝，外在的标准。真正的忠诚在你的内心，就是你忠于内心良知的表现，看见你的心中了，这就叫中心为忠;当凡事凡物，他人心如我心，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时候，你自然就宽恕了。
